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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旧电子管理条例难产建回收体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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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信息社会，我们身边五光十色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多，当我们享受它们带来的方便和乐趣的同时，也日渐身陷“电子垃圾”的海洋。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也是全球电子垃圾或者说废旧电子产品最大的集散地。但放眼看去，电子垃圾回收企业鱼龙混杂，行业内忧外患。
欧盟WEEE指令以及中国计划于年底出台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都要求我们用循环经济的思维去建立中国科学的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产业体系。反过来说，这个行业要变得健康，也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合。
然而，前路仍然艰辛。
业界千呼万唤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其征求意见稿已经出来一年了。而国家发改委从2001年起就开始着手该《条例》的起草工作。为什么《条例》会“难产”呢？
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废旧电子电器回收联盟主席刘福中昨天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电话专访时透露，该《条例》有可能今年出台，但任务艰巨，因为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刘福中说，《条例》涉及了电子产品生产商、经销商、回收者和消费者的多方利益，必须考虑到可操作性、执行性。否则《条例》一旦公布，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从《条例》的征求意见稿看，现在首先是技术支撑不到位。比如，2005年8月起生效的欧盟WEEE环保指令，明确规定了生产企业的废旧产品回收率和资源可再生利用率，由于欧洲的环保技术水平高于中国，中国如果这两个指标与欧盟一样，就会成笑话。而这两个关键指标到底应该多少才合理，需要经过技术测试。
比如日本，是由行业、企业、政府三方共同出资，用50亿日元建立了一家示范工厂，从建厂、工艺到设备都拿出一套成熟方案，提交给政府、社会，明确了相关的技术参数，其他各企业按此方案去放大、缩小。
其次是配套政策跟不上，缺少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上述四方利益的协调需要政策杠杆的调配。而且，政策之间有矛盾。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8月出台的《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规定“污染者负责制”，污染者就涵盖了生产者和使用者。而《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的是“生产者负责制”。
第三，《条例》征求意见稿没有提到回收体系的建设。中国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现在处于无序状态，《条例》不应回避这一问题，否则就没法执行。
而回收体系的建立涉及方方面面，刘福中认为，不能完全依赖走街串巷的个体商贩来回收，因为他们难以顾及社会利益，只顾自己赚钱。比如，个体户收一台旧冰箱可能给200元，但如果交给环保处理厂，由于有环保费用，肯定出不了这么高的价钱。
刘福中建议，不妨利用以下三个渠道来收集：一是由小区、街道来收集；二是通过以旧换新，由经销渠道收集；三是通过电器维修渠道。
比如，日本就利用邮局的网络来收集。而美国加州的法律规定，如果消费者把废旧电子产品送到环保处理厂，可以凭处理厂开具的证明，拿回购买产品时的消费税。
最近，中国家电协会、中国家电研究院、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中国旧货业协会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共同发起了中国废旧电子电器回收联盟。刘福中说，该联盟目前已吸引了海尔、海信、科龙、格力、美的、志高、长虹等16家中国大型电子企业参与，以求为这些企业在国内外的废旧产品回收建立一个平台，今后可以委托第三方或者共同合作建立处理厂。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也是全球电子垃圾或者说废旧电子产品最大的集散地。但放眼看去，电子垃圾回收企业鱼龙混杂，行业内忧外患。
欧盟WEEE指令以及中国计划于年底出台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都要求我们用循环经济的思维去建立中国科学的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产业体系。反过来说，这个行业要变得健康，也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合。
然而，前路仍然艰辛。
业界千呼万唤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其征求意见稿已经出来一年了。而国家发改委从2001年起就开始着手该《条例》的起草工作。为什么《条例》会“难产”呢？
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废旧电子电器回收联盟主席刘福中昨天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电话专访时透露，该《条例》有可能今年出台，但任务艰巨，因为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刘福中说，《条例》涉及了电子产品生产商、经销商、回收者和消费者的多方利益，必须考虑到可操作性、执行性。否则《条例》一旦公布，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从《条例》的征求意见稿看，现在首先是技术支撑不到位。比如，2005年8月起生效的欧盟WEEE环保指令，明确规定了生产企业的废旧产品回收率和资源可再生利用率，由于欧洲的环保技术水平高于中国，中国如果这两个指标与欧盟一样，就会成笑话。而这两个关键指标到底应该多少才合理，需要经过技术测试。
比如日本，是由行业、企业、政府三方共同出资，用50亿日元建立了一家示范工厂，从建厂、工艺到设备都拿出一套成熟方案，提交给政府、社会，明确了相关的技术参数，其他各企业按此方案去放大、缩小。
其次是配套政策跟不上，缺少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上述四方利益的协调需要政策杠杆的调配。而且，政策之间有矛盾。国家环保总局2006年8月出台的《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规定“污染者负责制”，污染者就涵盖了生产者和使用者。而《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的是“生产者负责制”。
第三，《条例》征求意见稿没有提到回收体系的建设。中国废旧电子产品回收现在处于无序状态，《条例》不应回避这一问题，否则就没法执行。
而回收体系的建立涉及方方面面，刘福中认为，不能完全依赖走街串巷的个体商贩来回收，因为他们难以顾及社会利益，只顾自己赚钱。比如，个体户收一台旧冰箱可能给200元，但如果交给环保处理厂，由于有环保费用，肯定出不了这么高的价钱。
刘福中建议，不妨利用以下三个渠道来收集：一是由小区、街道来收集；二是通过以旧换新，由经销渠道收集；三是通过电器维修渠道。
比如，日本就利用邮局的网络来收集。而美国加州的法律规定，如果消费者把废旧电子产品送到环保处理厂，可以凭处理厂开具的证明，拿回购买产品时的消费税。
最近，中国家电协会、中国家电研究院、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中国旧货业协会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共同发起了中国废旧电子电器回收联盟。刘福中说，该联盟目前已吸引了海尔、海信、科龙、格力、美的、志高、长虹等16家中国大型电子企业参与，以求为这些企业在国内外的废旧产品回收建立一个平台，今后可以委托第三方或者共同合作建立处理厂。
